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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沈从文丨父亲的全集搭配

发布时间:2020年05月21日    点击:[1]人次

发现沈从文丨父亲的全集:怀想中国文学的素颜时刻 http://www.frguo.com/ 2016-0 -21 北京青年报 沈虎雏

原标题:父亲的全集:怀想中国文学的素颜时刻

1975年,沈从文在东堂子寓所

开明书店的改订本

沈从文信件手记

19 4年出版的《边城》封面上,沈从文留下这样的字迹

《湘行散记》修改稿件

◎沈虎雏(沈从文之子)

追寻起来,沈从文对全集有过两次 表态

要不要编辑出版《沈从文全集》?沈从文生前没向家人做过任何交代。但追寻起来,他对自己的全集曾有两次表态。

第一次是1947年后,在生活书店19 4年出版的《边城》封面上,他留下这样的字迹:

第一版留样本全集付印时宜用开明印本,将此本新题记附入。从文

1975年8月15日,沈从文独自在工作室兼卧室的杂乱文稿里,偶然发现一张写满字的小纸,那是他1949年2月写的《一个人的自白》首页,开篇就表明是在 求生的挣扎与自杀的绝望 中留下的绝笔!看了非常难过。

那天考古学家王(予予)送他去张兆和的宿舍吃饭,临别时他拿出这张残稿,郑重托付给最信赖的挚友:

这个放在你处。将来收到我全集里。

十年后,国内学界朋友和沈从文的家人都意识到,《沈从文全集》必定会编辑出版,默默地做着准备。这时王(予予)把精心保存的残稿移交给我,并转告了嘱托过程。

这页残稿仅是沈从文个人史料的一个碎片,他却嘱咐将来收到全集里,罕见地显示出面对历史的放弃失业率6.5%的门槛高度自信!沈从文心目中的全集,已经远远超越四十年代的想象。

我的母亲张兆和读大学时,受到老师沈从文哈佛最终以不敌康奈尔大学的情书攻势。他写那数以百计情书,很可能比写小说更用心。命运把沈从文大量未发表的精彩作品变成了张兆和的专利读物。她一生读过无数沈从文来信。19 8年1月 1日从沦陷的北平,张兆和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说:

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,我应是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。

1966 年 文革 爆发时,我和妻子张之佩带着刚满一岁的女儿沈红,随工厂迁到四川自贡,在那里生活了十四年。 文革 中父亲受冲击时,还牵挂着孙女,我们是他仅 有的安全倾诉对象,收到过许多十页八页长信,鼓鼓囊囊撑破信封,帮我拿信的人会说, 看不懂! 天各一方又逢乱世,命运让我继张兆和之后,成为沈从文 潜 在写作 的另一个幸运读者。

1968年 月2 日,父亲在信中叮嘱:

给你的信,可注意一下,不必要留的,即处理一下,免得反而在另外一时引起是非。可留的即作个纪念,因为别的什么也没有给你们!

回凤凰一路给张兆和写了五十封信,后来改写成《湘行散记》

我 在 一打三反 之类运动阶段也曾受监视,部分信件就没收到。尽管这样,父亲的来信还是存下一大堆。但在 对敌斗争 最严酷时期,为双方安全,我销毁了最重 要的几封谈逆境中不该萎靡下去的信,心里一直非常难过。我们1980年回到北京时,也带回记载着沈从文十几年处境和心声的家书,我非常珍惜。

那时沈从文刚住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宿舍,老屋里还留下几个灰尘扑扑的大包袱旧纸箱,地面厚厚一层垃圾混有很多字纸。经历过 文革 ,我懂得毁灭容易,想找回来永不可能,清扫时就把有父亲字迹的纸拣出,叠拢来竟装了一箱。

那些大包袱旧纸箱里是陈年文稿和往来杂信,八次抄家时被一股脑儿没收审查,几年后才发还一部分。凡涉及物质文化史的手稿父亲都说重要,我便送去让他处置。剩下的劫余残稿,远远超过了从四川带回来的家书。

我既是最幸运的读者,也义不容辞承担起保护、整理的使命。

沈从文晚年因病不能伏案工作,我常选些旧信展平拿给他看,他说: 我那时候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? 自己都惊讶。我又把新发现的文章抄出来,如《抽象的抒情》,抄得非常整齐,他边看边称赞: 这才写得好呐!是你写的呀?

我哪写得出来?这是你的文章。 给他看手稿,他已忘记了: 啊?真是我写的?

后来父亲见到我常问有信没有?重读那些旧信,是最让他高兴的事。

一 部分旧稿叠放整齐,或用封套分装,另有大量零碎字纸散乱无序。在故纸堆里搜寻,就像拿考古发掘中收集的碎瓷片,从反复比对中拼接,逐渐呈现出本来器形。王 (予予)精心保存的《一个人的自白》残稿,竟然配齐了全文,从 文革 中失而复得的杂稿里,还拼接出更多湮没的文献史料。

在大量旧稿中,有 一组带插图的信,是19 4年初沈从文返乡途中写给张兆和的。那时两人新婚不到半年,他从北平回凤凰探望病中的母亲,一路给张兆和写了五十封信,后来改写 成代表作《湘行散记》。原信虽然只剩三十多封,但家里人仍很兴奋,我跟母亲商量,一致想法是把这一摞书信统称《湘行书简》,与《湘行散记》合编成一本《湘 行集》,让读者对照着看,另一些选本也配上相关的未刊稿,这样来安排一组出版计划。

过去有家书店,曾计划在1984年出版一套沈从文精选集,纪念他文学创作六十周年,请凌宇编选。父亲198 年脑血栓住院时,母亲一边护理他,还在病房审看最后几本书稿。不料交稿后遇上 清除精神污染 ,出版计划夭折。

因国内研究沈从文的学者,只凌宇有过编选多卷本文集的实践,日后编《沈从文全集》需要更多人参与,故重编这套精选集时,准备邀请沈从文研究较活跃的吉首大学合作进行。

吉大的刘一友、向成国老师来京出差时,我选了一公文袋未发表的手稿给他们看。刘老师说读后两人都睡不着觉,我们以前的论文应该重写了!

编 书事一拍即合,三人共同来编。这套二十本《沈从文别集》,按作者生前指定便于携带阅读的小窄开本、朴素装帧,1992年由湖南岳麓书社出版,首次向读者展 示沈从文文学作品里看不到的一批文字,从内容到形式广获认可。我们几人都明白这是一次积累经验的预演,为日后编全集做准备。

两个忠告,冲击了父母积淀很深的重重顾虑

别集出版后,编全集的条件日趋成熟,母亲和我分别听取各方面专家意见,跟可能参与的朋友沟通。

人 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张小鼎正参加《茅盾全集》编辑工作,我登门求教。了解到编辑出版《茅盾全集》是纳入官方计划的,编辑室成员是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借调来的 专家学者,实力很强。编辑室之上,有三十五人的庞大编辑委员会,做校注、定稿的专家们,很多事情要用书面征求各编委意见,但编辑委员中只有极少数是研究茅 盾的学者。

我们从中获得启示:《沈从文全集》不可能靠行政权力借调很多专家来编辑,只能用 民办 方式。我们通过协商组成一个紧凑而务实的编委会,共同制定方针,多数编委又直接承担编辑任务。既当婆婆又做媳妇,或许利大于弊。

从 张小鼎那里还得到第二项重要启示:他强调编全集要对历史负责,并举另一作者的全集为例,最大问题是涉及政治的文字,编选时都受到干扰,有些不让编入,能还有 私人活动时偶遇上司 、 坐班车时和上司同车 等等。 惧上族 还是 媚上族 职场 惧上族 的说法编 入又多经过修改。因此这部规格更高的全集,学术价值反而严重受损。编《沈从文全集》,千万不能按目前观点去修改,这非常重要!

回看八十年代重新出版的沈从文旧作,作者多有修改。一部分属于润色、纠错性质,但也有如今犯忌讳的文字,就被删去或改写,形成另一种文本。而张兆和作为专业编辑,更懂得把关,提修改建议,究其原因,均属心有余悸,为了保护沈从文。

张小鼎的忠告,不仅将影响全集的编辑方针,也直接冲击到多年来父母都积淀很深的重重顾虑。

我原原本本把张小鼎所谈转告母亲,她平静地表示认同。

九十年代初期国内出版业低迷,曾有两家著名文艺出版社来洽谈,在进一步了解编辑出版《沈从文全集》的复杂性和成本后,均知难而退。

后 来,不太知名的北岳文艺出版社找上门来。罗继长社长从我们介绍中了解到,编辑《沈从文全集》工作量巨大,需邀请社外多人参与,他们都有本职工作,兼顾全 集,既要跑各地图书馆搜寻原发作品,分散编辑,又要多次集中会商,所需经费和工作进度都无法预计。总之难度大,周期长,成本高,又不畅销,我们想,北岳能 承受吗?

罗社长说:赔钱也要出!他为的是提升出版社形象,他要在畅销书之外,留下一些具有长远价值的书。

我们还不太放心。这期间,新闻出版总署的版权专家辛广伟先生建议,为公平起见,要让全国主要出版社都有选择机会。在他向三十家具有实力的出版社发简报,公布了编纂出版《沈从文全集》项目后,唯一作出响应的还是北岳。经过这个反复,我们确定了合作者。

编纂过程中,曾经有过大危机

《沈从文全集》由张兆和任主编,作家汪曾祺和考古学家王(予予)为顾问。编辑委员有凌宇(湖南师范大学)、刘一友(吉首大学)、沈虎雏(北京轻工业学院)、王继志(南京大学)、王亚蓉(社会科学院历史所)、向成国(吉首大学)、谢中一(北岳文艺出版社)、张兆和等八人。

沈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,分别由编委中的刘一友、向成国、凌宇、王继志负责,张永中、吴蕴东应邀参加编辑工作;书信、日记和以史料为主的 集外文存 各卷,由沈虎雏负责,张之佩、沈龙朱、沈红应邀参加编辑工作。

而分量很重的物质文化史各卷,要靠顾问王(予予)主持编辑,王亚蓉协助。

作为全集,编辑中努力方向之一是 求全 。

在 《沈从文全集》编委会成立前,以早期研究者搜集的篇目为基础,加上几年来发现的一系列书信等未刊稿,估计全集可收550万-600万字,编为20 卷;199 年11月第一次编委全体会议,把预计的规模提高到650万字,编成22卷;谁也没料到,编辑出版前后竟历时九年,最终第一版《沈从文全集》正 文有 2卷,1040万字的规模。

其所以远远突破预计,很大程度是作者生前未发表的文稿超过400万字,仅从各亲友处征集到的沈从文书信就不止 00封,而 劫余残稿 和作者1968年后留下的手稿,更是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。

编 入全集的沈从文已发表作品,许多是编者从意想不到的报纸、期刊中搜寻得来。学术界的细致研究扩大了搜寻视野,例如沈从文1926年2月起发表的两万字长文 《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》,竟刊登在中华基督教《文社月刊》上,被名古屋外国语大学黄瑷玲女士发现。社会各界朋友的热情帮助,也丰富了全集收编内容。例如 沈从文早期任教于武汉大学,曾编过《新文学研究》讲义,其文本却始终没找到。后来香港藏书家胡从经先生的珍藏在鲁迅博物馆展出,孙郁馆长看到展品里有这讲 义,征得胡先生同意,把信息传给我,我带着傻瓜相机跑去,破例获准从展柜中取出脆弱的原件,馆方临时安排地方让我拍摄,取得全部文本信息。而胡从经先生和 孙郁馆长并不认识我。

在 求全 努力中,也离不开 辨伪 ,谨慎地防止误将他人作品编入《沈从文全集》是另一种挑战。有个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,发表时署名 从文 ,我们经过多方论证,最后决定撤稿。像这样定稿时放弃的作品还有几篇。

编纂过程中,最大的危机发生于1997年。正当十四卷全集在付排,另有七卷编辑工作接近完成的情况下,顾问汪曾祺5月去世,11月另一位顾问王(予予)也英年早逝。

刘一友老师提出一个一般人不敢讲的设想

王 (予予)接受透析治疗长达七年,虽一直尽力工作,但由于体力严重衰退,沈从文一大批物质文化史手稿的整理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。他的离去是中国考古界的巨大 损失,也是对全集编辑力量的最沉重打击,他未完成的那份繁重工作彻底停顿下来。王(予予)夫人按他生前嘱咐,把手边全部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稿件移交给我, 由张之佩与家中同类手稿统一编目保管。

1998年,海内外沈从文研究者在吉首大学开研讨会,全集进展情况是大家关心的话题,对此每一位参编者的心情都很沉重:物质文化史这部分的编辑工作该怎么办?

在一次小会上,刘一友老师表示,吉首大学作为沈从文家乡的最高学府,虽然已经为《沈从文全集》编辑了十卷小说,如果能在物质文化史手稿的整理上再做些工作,就是对以反超。首节小牛的防守威力没有发挥沈从文百年纪念的最大贡献。他的这个设想一般人不敢讲,因为吉首大学没有相关专业人才。

刘老师会下提出: 拿点手稿让我们试试吧!

吉 首大学充分支持刘老师的设想,张之佩迅速选出一组手稿,孙韬龙老教授也热心参与,他们尝试着整理出几篇,经过反复讨论,认为虽困难重重,但应该坚持下去挑 起重担,张之佩便把一整箱稿件移交给刘老师。整理过程中除他们几人反复校核,谢中一、沈虎雏和张之佩也数次与吉大老师们做阶段性审读,研究取舍,梳理分卷 编辑思路。后期又组织更多参编人员做严格的定稿讨论,聘请两位学者审稿,从专业角度把好质量关。

回顾物质文化史部分的编辑过程,其实所有参与者都没经历过这样远离自身学识、篇幅浩大而又要求严格的工作。这是一组外行冒着很大风险,投入没有退路的一场搏斗,在整个团队支持下从严把关,这一切,对全集的完整出版有决定性作用。

自 全集出版十几年来,补遗工作一直在进行。海内外朋友和文化机构提供过很多沈从文的未刊稿,补遗线索也来自学界发现的佚文,我也在零散杂稿里搜寻拼接陆续有 收获。如今已整理的稿件,按《沈从文全集》的版式估算约600页;有线索尚未取得原发表文本的作品,或有手稿尚未整理成文的,占 00页左右,合起来又是 本厚书。

希望不久的将来,在朋友们帮助下能够补齐所有已知文本,再次与有关专家们合作,把好补遗卷的编辑质量关,使补遗卷顺利与读者见面。

因(予予,念xu,四声)字无法在网页显示,特此标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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